回家：飞机上

没有做到安全门边的位置，飞机上的家乡人很是粗鲁，邻座的身上还有些味道。

第一次在飞机上看到了长江，不过也不能确定是不是长江。

在回家飞机的最后一段时间，看到的是黄土高原的连绵的纵横交错的沟壑和山丘。

哎，又要回到这个地方了。

又一次搬家

毕业不到两年的时间，我已经不知道多少次搬家了。

以前每一次搬家的时候都相当的伤感，有时候是一个人收拾东西，有时候有朋友帮忙，但是胸中的惆怅总是不知如何发泄。

除了对未来不缺定性的隐忧，还有就是每搬一次家，都要扔掉很多很多的旧物。虽然不舍得，但又没法带走，除了能送人的送人，“没有用”的只好扔掉了。却总觉的那些东西似乎还总有用。

不过，近两年的“折腾”，我现在的心已经近似麻木，相当的平静，收拾收拾回家吧。

回归太原

成绩出来后，经过各方面考量，我决定回太原了。

回去其实需要很大的勇气，要放弃一些自由。不过眼下这种情况，只能秣马厉兵，找个好平台积累和锻炼一下自己。

出成绩后感想

今天成绩出来了，不甚理想，亦在我意料之中。

虽然后来不太想上研了，但不免还是有些失落。还是尽快死心向前看吧。当然回顾一下还是有两点收获。一、发现考研有时候是逃避现实的作法。二、学了这么多年，终于对英语有些窍门了。是不是有些太晚了？

转：怀念那个无政府主义者

怀念那个无政府主义者

黄章晋 @ 2008-12-27 12:51 阅读(17396) 评论(98) 推荐(181)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错别字修改版）

12月26日凌晨，人们在湖南韶山毛泽东广场通过燃放礼花等方式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5周年。

　　前几天，一位朋友的MSN换了新签名档：“〇八宪章是政改宣言还是反政府宣言，你自己看着办！”
　　我觉得，这个签名档说的政府的两种选择，如果是在越南，那倒真存在两种可能，而在中国，前一种则绝无可能。理由很简单，115年前的12月26日，中国诞生了一个毛泽东，他给后辈带来了一大堆根本无法解决和面对的历史包袱。而在越南，未曾有过大跃进、大饥荒和文革这类导致执政党道德破产的罪恶，兼其以民族独立解放最大功臣面目出现，固其即便曾有千般路线曲折错误，所以，一旦废止农业集体化体制，可以一步到位土地私有化，一旦到了非需政治体制改革不可，则可直接从执政党中分化出反对党，没有什么自打耳光和自己拆掉自己道德合法性的问题。越南可以考虑宪章而中国不能，恰如邓小平可以改革毛泽东的错，而金正日不能去改革老爹的错一样，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实在是各自历史罪恶多寡的前定。
　　如果毛泽东仅仅是一个暴君，那他留给今天中国社会的历史包袱，倒要轻得多，譬如，如果毛泽东是个斯大林的翻版，即便不谈执政党面临的巨大负面历史遗产——赫鲁晓夫的全面非斯大林化只损害了这个国家的外在道德形象并未对内造成这个政权的道德破产，仅就今天的老百姓而言，也不会造成如此巨大的观念鸿沟，因为今天无论你认为毛的罪恶有多大，你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怀念毛的人是如此之多，而且近些年来随着官僚集团以改革之名压榨掠夺百姓越来越疯狂，怀念毛的人越来越多。这与相对国际低位远不如斯大林时代的俄罗斯恰好相反，中国今日无论国民财富还是相对国际地位，远高于毛的时代，但人民的不满和怀念显然是在不断增加的。
　　因为毛身上具有历史上所有暴君的一切特点，但同时又具备与其身份极为不符的无政府主义观念。而这种观念中，对行政官僚体制和知识精英强烈的本能厌恶，恰恰非常符合今日中国普通百姓从自己生活中的来的感受。毛身上的无政府主义观念被很多人解释为一种理想主义和诗人的浪漫气质，其实，不要说一个打天下的帝王，毛泽东的战友们也都可以被称为具有理想主义的人，至于诗人和浪漫气质，与其建国和社会理想完全是两回事。
　　毛承认，早年受过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等无政府主义的深刻影响，后来才变成一个马列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则完全是两回事，列宁身上带有强烈的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特征），但等到毛可以完全放手按照自己的意图设计改造中国社会时，他的理想社会描绘的蓝图，显然是纯粹的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底色，这个蓝图的描绘，是毛于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一封信，即后来的“五七指示”。
　　按照官方说法，毛的“五七指示”描述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和体力三大差别的社会，本质上说，毛希望建立一个消灭了人类社会分工的社会。不过，社会不断分工，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因和表现。因此，毛的同情者和怀念者哪怕可以找一万条理由为毛辩护，哪怕都是事实，有毛本人的世界观是反人类文明这一条，否定毛就完全足够了。当然，如果你从“原生态”这个价值出发，也可以认为，社会分工是对人的异化和退步。
　　毛的这种世界观，在同类政权里，其实只有一个波尔布特与之相同，而在他的同志中，也只有一个张春桥是其知音——如果张春桥不是故意投其所好的话——我相信张春桥那篇《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没有张春桥本人的心有灵犀，再投机也写不出来，而张春桥个人的品格，又实在比我们今天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平均水平要高得多，所以，我相信他是真诚的。
　　之所以毛真正的同志如此之少，实在是因为这种理想太过匪夷所思之故，只有追求玉石俱焚的恐怖分子才会有这种非现实感的气质。疯狂如列宁以及那些被斯大林消灭的列宁的亲密战友，他们虽与毛气质相近，但也曾在现实面前逐渐退缩过，譬如列宁曾被迫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地搞过“新经济政策”。
　　至于残暴的斯大林，从他和毛关心研究过的几个分工和待遇细节问题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毛临死前一两年，一位在农村基层当小干部的毛的知音，因为条件好的村和条件不好的村，存在付出同样劳动但收获不一样多的问题，困惑于如何分配才算公平，遂发信给毛请教，毛对这个问题饶有兴趣，当然，是典型的五七指示式的思维。而斯大林则在发现工厂里普通工人和工程师收入相当时，给出这样的命令：仅就一个人要成为工程师，付出的学习成本和学习时间要远远大于成为一个普通工人而言，如果两者待遇相当，则这个国家最终会没有人愿意当工程师，所以，绝对不能搞所谓的平等主义，一定要大幅拉开收入距离。
　　所以，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关心工农业生产的数量，但两个人的价值观决定了，斯大林取得了远远大于毛泽东的成就，当然，斯大林比毛更关注这个国家生产能力和生产质量，而毛更关注这个国家“被改造过的人”的数量和“质量”，两人种种根本差异造成的结果是，斯大林留给后人一个工程师数量世界第一的国家，而毛泽东除了用蒋介石培养的人才造出了两弹一星外——中国政府始终不提苏联为此做出的巨大帮助，对这个民族的知识和智力的摧毁，却是两三代人都无法弥补的。直到今天，获诺贝尔奖的华人，不是蒋介石时代培养的，就是在国外成长的，中国大陆培养的人才依然看不到有获奖可能。
　　毛泽东的“超英赶美”，是看到了斯大林时代惊人的物质生产能力飞跃，然而，他的反感专业分工的本能，注定了中国不可能取得与斯大林媲美的成绩。苏联的工业品，自来以“傻大黑粗”闻名于世，但饶是这样的师傅，都无法忍受中国徒弟的粗放随意，中苏蜜月时，援华专家们不断抱怨，苏联人的生产流程规章制度和质量控制标准，被中国徒弟肆意修改，他们无法理解在出现大规模次品报废品时，徒弟们依然笑咪咪地坚持自己的“土洋结合”和“工人群众参与管理”，因为“绝不迷信专家”的精神源头，在毛泽东那里。
　　苏联人有个科学管理的“马钢宪法”，毛就一定要将之最大可能的山寨化，弄出个“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非为毛的民族自尊心使然，而是反对一切社会分工的本能使然。今人很难想象，中国这个以深耕细作闻名的农耕民族，竟然在做事的马虎粗糙程度上远远超过一贯以粗野随意著名于世的苏俄。
　　甚至连大饥荒，苏联中国都如此不同——尽管社会主义是人类发明的一种可以在和平时期大规模消灭本国人口的制度，但是，苏联的三次大饥荒，之前从来不曾有过中国这么多让人泪流满面的笑柄，它不会有亩产万斤，不会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会有土高炉全民大炼钢铁。斯大林说过许多可笑的话，但从来说不出“让钢铁元帅升帐”这样的话来。
　　虽然，就其大规模消灭本国人口和消灭自己同志以及消灭民族精英而言，斯大林不但比例上远远超过毛，甚至在一个人口远少于中国的国家，在这一成绩的绝对数量上也超过了毛，当然，有斯大林作恶在先让后来者引以为戒的原因，也有可供毛泽东消灭的中国精英的数量本身就不多的原因，总之，斯大林作为暴君的名声，远远超过了毛。不过，就国家发展的逻辑来说，今天的中国政府与斯大林并不存在什么本质区别。因为斯大林和今天中国的经济奇迹，都是建立在低人权制度的基础上的，由于斯大林同志对低人权制度落实得更果断彻底，所以，苏联在斯大林时代创造的经济奇迹，也远远超过今天的中国。
　　在这里顺带说一句，某些经济学家坚称，就发展经济而言，中国制度的优越性独步全球，在这里有必要提醒一句，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最高的记录，是英明伟大的斯大林同志创造的，它高到完全是不可能被打破的，当然，如果今天的中国采取更进一步的有力措施，譬如，只给工人发放刚好不至于饿死的黑面包，同时又可以动用KGB，把迟到的、偷东西的、早退的、散布不满消息的工人流放或者干脆枪毙。相信中国也可以创造斯大林时代的经济奇迹。若只为追求GDP，其实在现代技术条件下，最优越的制度显然是奴隶制或“古拉格”制度。如果斯大林时代也有今天一样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相信苏联古拉格血汗工厂可以更早地在低端产品市场上横扫世界。如果今天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罪恶可以原谅，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原谅斯大林时代的罪恶？如果今天中国经济奇迹可以持续，斯大林体制的奇迹为什么不可持续？
　　尽管斯大林创造了如此空前绝后的经济奇迹，然而苏联人民并不领情，显然，今天仅仅用经济奇迹和财富创造，对多数相对贫穷感和被剥夺感越来越强烈的老百姓来说，让他们对今天满意实在是非常勉强的。而被我党教育成听到民主自由就认为是西方肢解祖国的阴谋，以及认为自由民主就是造成今天一切不公平的老百姓来说，对今天的不满，能想到的好，自然就是怀念毛。
　　老百姓对毛的怀念，倒绝非认同毛的反对人类分工，而是认同毛对行政官僚体制的反对和对特权的反对。一个反对人类社会分工的人，自然本能地反对一切行政官僚体系，哪怕是他本人建立起来的。所以，毛在发动消灭政敌的大清洗时，采用了罕见的鼓动老百姓反对政府的方式，仅就消灭刘少奇团伙这个目的而言，毛完全可以采取斯大林式的大清洗，而不必采取鼓动造反派将整个官僚机器推倒，换个革委会这种更山寨的模式重建。发动文革，如果被解释为仅仅是一次消灭政敌的活动，鼓动夺权的行为和重组政府的行为就实在难以解释了。顺带说一句，假使刘少奇在毛的位置，当然他也会发动对自己同志的大清洗，但肯定是斯大林式而非毛氏，从其领导的“四清”运动就可以看出来——社会主义国家大清洗的正规版本，都是斯大林式，只有毛这种无政府主义者才会搞摧毁自己政权组织的“文化大革命”。
　　其实，“文革”并非毛的独创，“文化大革命”这个词，毛的创造，仅仅在于将斯大林的“文化革命”四个字中加了一个“大”字。但两者却有本质区别，斯大林的“文革”算得上是名符其实，而毛泽东的“文革”则是大清洗、社会组织改造运动和文化革命的混合。仅就“文化革命”这部分而言，中国的“文化革命”当然是毛氏反人类社会分工理想版，除了京剧形式大有创新外，几乎人类历史上一切文化智慧的结晶，皆在反对和消灭之列，而苏联版本，则是一场人类文化智慧结晶的消毒和普及运动，即除了将有资产阶级特征的东西消灭掉外，还有大规模官方宣传运动，要求老百姓普及掌握消毒检验过的本国和西方国家文明智慧的结晶，譬如全民要学习欣赏原本属于资产阶级才有资格欣赏的芭蕾舞等艺术，培养爱好读书下棋的习惯，报纸会隔三岔五会出一些自然常识题目，提醒文明的苏联公民需要知道哪些知识。之所以，中国与苏联的文化革命，两者都存在批判和消灭，但中国除了反智而别无其他，本质上在于，毛的理想社会蓝图，原本就是反智的，智慧和知识乃是实现这种无分工差别社会理想的天敌。
　　我相信，如果毛时代的中国没有如此严峻的外在威胁，毛的革命军队，不但是没有军衔制的军队，甚至总有一天，也会变成没有军服的军队，或者反过来，由于军服识别性的继续退化，同时国民着装的日益军服化，两者最终会没有差别。这与今天中国社会日益的军服化刚好相反，中国今天大街上类似武装部队制服的比例也许全球第一（朝鲜等国除外），本质上更接近拥有同样特征的纳粹德国和苏联，它是暴力机器和拟暴力机器泛滥和炫耀暴力的象征，而毛时代的全国兵民不分，则是社会完全山寨化的表征。当然，如果毛竟然真的活到今天，如果没有那几颗能保证与来犯之敌同归于尽的原子弹，他的革命军队可能连今天越南军队的入侵也无法抵挡，因为他的社会改造虽然远未成功，但效果却如此显著，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军队的装备技术水平和训练水平，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一口气又拉大到了八国联军入侵时清军与联军的程度——当时，中国连质量可靠的歼６战斗机都无法保持像样的规模——当然停在机场上的战斗机确实数量巨大。
　　然而，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干下的坏事严重到后人根本不敢公开毛时代的真相，所以，当他建立的政权越来越像他当年推翻的政权时——这实在是个历史的必然——他用来描述他推翻的政权的一切形容词，掸掸土，用在描述今天的社会，并无不妥之处，不幸的是，今天官方的一切文字依然采用这种方式描述被毛推翻的政权，同时极力美化毛的时代，那些被生活挤压日益的绝望的人群，理所当然地要怀念毛。
　　毛反对并时刻警惕严格的科层结构的官僚系统以及附丽于这个系统的特权，实在是深合今日被特权阶层疯狂压榨的中国百姓的刻骨感受，虽然你可以说，毛本人就是个最大的特权享受者，但如果你将之视为实现这一理想的必然的代价，并非算得上特别巨大的恶，也并非不可解释。更何况，对政治人物的评价，个人生活与其执政效果而言，实在是一个不重要的考评标准。否则，真正完全按照毛的理想改造自己国家的波尔布特——这个消灭本国人口效率世界第一的人，实在算得上一个罕见的好领袖了。
　　尤其吊诡的是，毛关于民主，有一大堆非常美妙的口号，它们还正好符合今天老百姓的渴盼。是的，在今天ＣＣＴＶ们的努力下，西方民主自由这个抽象的词汇，在许多老百姓眼中，成了一种贬义和值得警惕的东西，看到民主这个词，他们会产生台湾的议会里打架斗殴以及苏东的国家分裂战火熊熊的视觉联想，自由这个词容易产生吸毒性乱和社会无序的视觉联想。尽管如此，今天的老百姓在涉及自身十公里之内的公共事务，判断是非的价值观其实是朴素的民主观念，而个人生活方式，判断是非的价值观，其实是朴素的个人自由。关于“普世价值”之争，讨伐“普世价值”说的司马南，最后将军的那篇文章说得最有道理：胡温嘴巴也说过肯定“普世价值”内容的话，但他们心里并不承认。与那些称胡温也肯定普世价值而拉着虎皮做大旗的人相比，司马南才是那个说出皇帝其实什么也没穿的孩子，而司马南的真话也说明，“普世价值”是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致胡温都不敢口头否定。
　　如果，你用纳粹德国和苏联都是举办奥运会后10左右就垮台来安慰自己，或许你可为自己的人生总算避免了太过绝望的情形而松一口气：不是与党一起慢慢变老，但是，毛留下的历史遗产，使你压根看不到渐进转型的可能——想到这里，我是多么的羡慕越南人民，
　　然而，你很难说，这样的感到痛苦的人民，不在内心的压抑和仇恨中弥漫着来一场文革式的大民主，来一场无政府主义的狂欢——当然，你可以说那短暂的全面造反只是奉旨造反，但它的表现，就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狂欢——因为在许多绝望的心灵里，已经不相信今天的官僚机构是实现公正诉求的工具和途径，杨佳手刃六警，一边倒的同情，其实是老百姓对自力救济行为的肯定，也是某一天无政府主义狂欢突然发作的土壤。
　　而毛的文革式“大民主”，留给今天执政党官僚集团的恐惧印象如此深刻，使可能他们是世界上最恐惧“动乱”的一个官僚集团，不但他们惧怕，即便那些家里小有坛坛罐罐的老百姓，只要还有一点点苟安的可能，也会本能地恐惧“动乱”，哪怕只是〇八宪章签名这种形式可能带来的“动乱”。我不认为，这些普通人的恐惧是中国人特有的犬儒，而是只有中国经历过这种无政府主义时代的恐惧。
　　可惜的是，〇八宪章的形式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将老百姓感受最深的官僚特权的压榨，用最浅白直接的文字放在优先表述的位置。相反，如果毛派——虽然他们每年都要老上一岁，但如果他们也用类似宣言征集签名——他们的主张天然不可能采用宪章这种形式，则完全可能因为将老百姓感受最直接的东西置于最优先的位置，而获得更多签名。
　　32年前死去的毛泽东，注定了我这位朋友MSN上的签名只是虚张声势，死去多年的毛，是如此令今天的执政者难堪尴尬，甚至，陈列他尸体的纪念堂，那些内心里未必不对他诅咒千万遍的执政者，还不得不在某个时刻去瞻仰一下，就好比当上首相之前的小泉纯一郎，从来不曾去过靖国神社，但当了首相之后，还得硬着头皮一次次去。
　　在这个毛生日的这一天，突然临时起兴想写写毛，其实是因为，我前天才知道长沙的橘子洲头，当真在修建一个巨大的毛的塑像，而且，这个毛在诗词中提到过的小小沙洲，除了与毛有关的一切，几乎统统被删除，大规模的会所之类正在与毛的塑像同步修建中，主办者宣称，要把橘子洲变成中国的达沃斯！如果不是被毛诅咒过，没有其他理由会使这些疯狂的家伙变得如此愚蠢，我很难描述知道家乡出现如此变故的心情，也许只有一句话合适：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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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政治打败了

真的很奇怪，我一看政治，我就会走神，我一遍遍警告自己不要走神，可就是看不过三句就走神了。看来我的自制力太弱了。不过看其他的科目倒也没有像这样。

我真的被政治打败了，要想考研，看来要等和谐党倒了··· ···

转：后三峡时代：地质灾害与二次移民

为了我们的后代，为了那些人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做个记号。

上级要求，蓄水期间，不能死一个人！”冉洪钧一边向上级汇报工作，一边跟记者诉苦，压力太大。他是重庆市云阳县地质观测站站长，这个三峡库区腹地最大的移民县，刚刚又出现了5处新的滑坡带，最严重的是江口镇盛元村，“涉及100多人，房子裂缝太厉害了，必须赶快搬迁。”冉洪钧刚从那里回来。

从9月底起，三峡大坝开始试验性蓄水至175米，生态容量和地质结构都将承受最大的考验。不能死一个人的死命令，自上而下，层层传达，一直到最基层，让库区的各级官员绷紧了神经。

11月22日，库区发生了最严重的地质灾害，秭归4.1级地震，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次地震是否跟三峡蓄水有关，一直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确认，但是，库区范围内大大小小的地质灾害，却在蓄水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时如约而至。这次试验性蓄水，最终并没有达到预期的175米，而是停止在172.78米。

试验性蓄水是三峡库区生态和地质的第一次大考，但这仅仅是开始。“长江库岸的稳定、新的生态系统的平衡，至少需要8~10年的时间。”重庆大学环境工程设计研究所所长王里奥说。这也意味着，对于三峡库区输血式的投入并没有随着三峡工程的建成而结束，在新的生态系统达到平衡之前，库区范围内的每一宗环境事故都会成为敏感话题，生态建设的投入将会与日俱增。

灾害频仍

自从三峡大坝开始蓄水以来，黄成民就开始了不断搬家，先是从老房子里搬了出来，到今年6月份，大坝175米蓄水，要进行清库，他家最后的几间瓦房也要被淹没了，新房子却还没有着落，他不得不把一家老小暂时搬到了镇上废弃多年的粮库里住，如今，水面还没有达到175米，粮库房顶和墙壁上的裂缝一条接一条地崩现。

11月19日，记者来到这个汤溪河（长江一级支流）边的小村时，黄成民正坐在粮库的高墙上，望着天天涨水的汤溪河发呆，“往年这个时候，汤溪河里的水不到1米，卷起裤脚，人都可以趟过去。”黄成民说，如今，河水不断涨，岸边的房子也不断裂缝，他住的粮库是裂缝最厉害的。

黄成民带记者把村里跑了个遍，几乎每家房子上都有这几个月新出现的裂缝，最大的有20多厘米宽，3米多长。冉洪钧带着地质队来看了以后说，这房子肯定不能住了，要他们马上搬走。

“云阳这5处地方的居民大部分都得搬迁。”冉洪钧说，可是目前大部分都搬不了，主要是没有钱，新地灾点的治理以及居民搬迁，国家都还没有立项。地质局只好给村民们发了卷尺，每天去测量裂缝的宽度，有变化的马上打电话向上报告。

三期蓄水期间，库区一共出现了多少处新的地质灾害点？记者在重庆市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采访时，该局没有明确透露，只是向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除了已经完成治理的366个地质灾害点以外，目前还有511个搬迁避让项目正按照“尊重群众意愿、分轻重缓急、有序推进、适时搬迁、确保安全”的原则实施，共有80457人需要搬迁，其中已经完成了37051人。

三峡总公司11月7日公开发布的消息称，近坝库区地震活动正常，库岸基本稳定，没有发生大面积库岸崩塌、滑坡现象。不过据记者在库区的调查，小规模的崩塌、滑坡以及由此造成的居民房屋裂缝却普遍存在。

据专家们的预测，蓄水期并不是地质灾害出现的高潮，到了明年4、5月份退水的时候，才是最严峻的考验，从记者走访的几个村落来看，情况确实如此，大部分裂缝和滑坡都是今年5月份水面从150多米退回140多米时出现的，到明年5月份，库区水面将从175米退到145米，新的地质灾害点大量出现将不可避免。

就在蓄水任务刚刚完成10多天后的11月22日，库区腹地的湖北省秭归县就发生了4.1级地震，震中距三峡水利枢纽约29公里，三峡坝区有明显震感。“水库蓄水后，河谷下的断层的水压增加了，加上地下水的渗漏，对断层的滑动起了润滑的作用。因此，库区会出现一些‘水库诱发地震’(不是天然地震)，这是很正常的现象。”香港大学前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焯芬教授告诉记者。

李焯芬教授曾任加拿大安大略水电土木建筑部主任，在加拿大工作多年，参与并主持了加拿大多座大型火、水和核电站的地质论证、环境评价和土建工程。他说：“由于断层滑动是局部的，震幅有限，历史上，震幅最大的是1962年的广东新丰江水库(M6.1)及1967年的印度Koyna水库(M6.7)，一般来说，水库诱发地震的震幅都在M1至M5之间，远在大坝的抗震设计标准之下，对三峡大坝的结构安全不应构成威胁。”

追加投入

小震幅的地震和小规模的滑坡真正威胁到的是库区百姓的房屋和生命安全。云阳县地质局一位副局长告诉记者，因为地质灾害的缘故，全县已经搞了两次避让搬迁，一共搬了1万多人，总投资达到2亿多，县里还专门成立了避让搬迁指挥部。可是，随着蓄水位的不断升高，长江沿岸以及各级支流沿岸还在不断地出现新的滑坡等地质灾害点。

对于这些新出现的地质灾害点，国家的治理计划显然落后于库区的现实。“现在上级的要求是，哪里出现险情，哪里就紧急搬迁，反正不能因为蓄水死一个人。”冉洪钧说，至于搬迁后如何安置，“等着国家的政策吧，如果有四期治理项目，我们就继续申请资金。”

对于地质灾害治理的投入，如今看起来像个无底洞。以云阳为例，冉洪钧告诉记者，去年全县普查一共有959处滑坡，175米蓄水影响的有200多处，如今已经完成治理121处，投入了8亿资金。这些还都只是蓄水前，专家们勘测过，已经立项了的，可是不断出现的新地质灾害点，都还等着国家拿钱来治理或者搬迁。整个重庆市的地质灾害治理投入已经达到了77亿。

三峡工程开建之前，虽然对于地质灾害问题也做过相当漫长的考察和评估，但是，对于治理的投入却相当有限，记者查阅《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总体规划》及其相关文件发现，整个三峡工程400亿元移民投资总概算中，仅拿出6亿元，用于三峡地质灾害治理。可是，三峡大坝建成以来，随着越来越严重的地质灾害问题的出现，为了保障不能死一个人的目标，中央政府不断追加投入。

截至2006年的三期蓄水，地质灾害治理经费已经从最初6亿上升到近120亿。但这并不算结束，每次的蓄水与退水，新出现的地质灾害点都还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治理或者搬迁。刚刚发生的秭归地震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涉及12个乡镇的灾后重建无疑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是由地方政府解决，还是纳入三峡地质灾害治理？现在还不得而知。

“用工程加固的手段来解决库岸边坡的稳定性，这是世界各地水利工程中普遍采用的办法。”李焯芬说。但是，对于面积巨大的三峡库区来说，地质灾害不断涌现，工程治理的模式陷入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尴尬，库区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地质灾害防治和生态治理的长效机制，随之而来的则是高昂的建设和运营成本。

“库区大多是山高坡陡的地形，环境类的工程项目建设成本，在库区比其他地区高出四五倍很正常。”王里奥说，比如库区新建城镇的污水处理厂虽然都已经建好了，可是陡峭的地形让管网的铺设变得异常困难，很多地方都因为投入巨大而暂时没有铺设。

其次就是运行成本，中央政府负责给钱建设，却不再给钱运转，但由于库区严格的排放标准限制，环保设备的运转成本更高，财政收入贫乏的地方政府几乎不可能长期负担下来。“残缺的管网、破旧的垃圾车边走边洒，这些库区普遍存在的现状都是资金不够的表现。”王里奥说。

微薄的补助

除了地质灾害的治理之外，全面的生态建设需要的资金总额还没有清晰算出，目前采取的措施是，库区的环境治理项目每年单个向上报，争取中央政府各种渠道的资金来解决。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控制三峡建设的成本一直是个大问题。记者查阅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近年来每次会议后公布的会议公告发现，成本的问题越来越被强调。

三峡大坝建成后，一直以来，三峡库区的环境变化都是国内外各界最为关注的领域，每一次环境事故的发生总能给中央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因此，国家对于三峡库区生态治理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是基础设施和工程治理的投入占据了绝大部分。这也让库区的百姓总是抱怨，他们该得的赔偿太少。对于老百姓来讲，直接的货币补贴无疑是最实在的，可这方面的补贴标准往往是最低的。

对于受到地质灾害威胁而必须搬迁的居民，国家给予的补助标准是每人补贴5500元。多年来，为了库区的水土流失能够减缓，重庆市政府也一直在做“高寒山区异地扶贫搬迁”工作，希望能将25度以上的坡耕地全部退耕，周边村民搬迁，但是搬迁补偿的标准同样微薄。

“重庆实行的是7+1的办法，每户（1人）7000元，每增加1人，补助5000元。”云阳县负责生态移民工作的发改委副主任肖宗炳告诉记者，不过，这些补偿款只有60%发放给农民们建房，其余的要被地方政府留下来搞基础设施建设。而库区建设一栋120平方米的房子，至少需要6万左右，两者之间大约存在3万多元的缺口，对于丧失了土地、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贫苦农民来说，这几乎是难以负担的。

以黄成民为例，自从三峡蓄水淹没了他家的土地，他吃米买菜，一切生活用度都要花钱来买，过去的7年里，他一直在广东中山打工，在建筑工地上被砸伤，老板赔了他9000元，是他最大的一笔收入，一直用到现在。到今年金融危机，广东的钱也挣不到了，他回到老家，唯一的收入是帮别人养牛，每个月200元，村里其他家庭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用一贫如洗来形容这个急需搬迁的小村，一点也不过分。

从6月份开始，黄成民和盛元村的村民们已经去找政府20多次，可是，移民款有着严格的控制程序，跑了几个月，他们的申请报告上，已经盖了5个章，还缺一个。粮库也没法住了，黄成民一家人都在院子里生火做饭，“马上过冬了，这可怎么办呢？”记者临走的时候，这个老实的农民还喃喃自语地抱怨。

在粮库下的山坡地上，政府规划的新农村正在建设，政府也引入了“地产商”，“私人盖的房子，毛坯房每平方米480元，一栋房子算下来要6万多。”黄成民说，不但贵，而且质量没保证，刚盖好的房子，就开始裂缝了。村里人买不起，也不敢买，村里房子裂缝最严重的6户人家，还都战战兢兢地住在滑坡带上，等着政府的治理规划，也等着自家把盖房的钱攒够。

二次移民

与工程治理相比，生态移民、退耕还林、避让搬迁才是库区生态好转的根本途径，但是，相较于工程治理上动辄数十亿的投入，可谓微不足道，并不足以让库区百姓能够放弃原有的生存方式而得以活下去。库区生态和地质的破坏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10多年前的三峡百万移民，真正移民到库区以外的不足20万，超过90%的移民事实上都是“原地后靠”，从被淹没的低地搬迁到海拔更高的半山腰。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次三峡移民仅仅是应急性移民，保障了三峡蓄水不被淹没，但是，到更高的山坡上开垦农田、建设城镇和村庄，却进一步加剧了水土流失和对地质结构的破坏。对于原本就已经因为过度开垦而生态结构脆弱的库区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王里奥对三峡库区的环境容量、消落带治理、水污染防治做过多年的研究。“农业开垦的污染和破坏才是三峡库区生态的最大威胁，这一点有些出乎最初专家们对库区环境问题的预料。”王里奥说，三峡库区水土流失、地质灾害问题的好转还在于大量农业人口从这些生态脆弱带搬走，最好的生态建设模式是不去扰动大自然，三峡库区阳光充沛，雨量充沛，完全具有良好的生态自修复能力，只要没有人的扰动，库区就可以形成新的生态系统的平衡。

2007年9月份，重庆市政府上报国务院的“2007至2020年城乡总体发展规划”获得了批准，其中提到了更大规模的移民计划，美国《华尔街日报》据此刊发一则新闻称，三峡二次移民400万，让重庆市政府紧张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还特意约请该报做了澄清，只是城市化规划的一部分，并不是三峡工程的二次移民。跟第一次的强制移民不同的是，这一次移民主要靠产业发展带动就业来进行。

但是，政府宏观上规划与移民微观的现实至少在这一代库区人的生活中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记者在云阳多个乡镇采访时，由于今年沿海地区大量的工厂倒闭，赋闲在家的青壮年劳动力比过往的年份成倍增加。在过去的30年里，几乎所有的库区劳动力都有在外打工的经历，但真正留在外边的人却少之又少。他们这个群体在自己故乡生存尚且困难，在外边的大城市更加不可能，而搬迁到政府正在如火如荼建设着的中心城镇，同样找不到生计。

尽管土地已经非常稀少和贫瘠，但是农民们对于土地垦殖的兴趣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浓。“这几年来，种粮的补贴越来越多，而且现在工也不好打了，农民们更加不愿意退掉土地出来。”肖宗炳告诉记者，生态移民这一块，整个重庆市提出的任务是到2020年完成35万，云阳分到了2.4万多。与需要搬迁的10多万人规模相比，人数不多，但是他们的动员工作却越来越难做了，即使搬迁到城镇里住，几乎没有一户农民愿意把土地退掉。

而云阳全县有130多万亩耕地，其中除了30多万亩稻田，其余的90多万亩都是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人们辛辛苦苦在陡坡上开垦出来的耕地，在整个国家的长江上游生态保护规划里，这些陡坡耕地全部都是要退耕还林的，过去10年的退耕还林计划已经成功地退掉了30多万亩，“现在的工作主要是巩固以前退耕还林的成果。”肖宗炳说。

微薄的退耕还林补偿标准已经难以抑制农民们种粮的冲动，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有的农民已经开始把以前种上的树重新砍掉来种粮食了，政府不得不再延续一个补偿周期，每亩地105元，再补5年。

牺牲一代人？

11月17日，记者来到已经被淹没了一大半的云阳老县城时，长江边上刚刚搬迁完毕留下的废墟已经被新来的移民们迅速地开垦成了连片的菜地。而在新县城附近的桂湾居委会农民村，村民们看着已经涨到家门口的长江水，还都在盘算着等到明年水落下去的时候，抢种一季稻子。

“听说每年这么高的水面只有一两个月，其他大部分时间水面会退下去30多米。”管贞梅说，那样的话，家里的一亩多田就都全露出来了，完全可以再种一季稻子。虽然她从农民变成了居民，可是土地仍然是唯一的生活来源。但是，他们期待的再抢种一季稻子的愿望显然会落空，退水时所裸露的土地正存在被科学家们忧心会污染环境的消落带问题，政府已在想各种办法治理了，显然不会让他们再去开垦。

对于土地的留恋，并不是农民们多么热爱种地，而是他们从这个庞大的水利工程中分享到的利益实在有限。这些最为贫困的人群是为这个举世工程付出最大代价的群体，他们得到的回报，很多时候维持最低标准的生存都显困难。

“这种生存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巨大矛盾，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我们的人口太多，工业产值科技含量不高。”王里奥说，以消落带为例，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讲，消落带是一个水与岸边物质交换的过程，如果没有人的扰动，用不了多少年，消落带就会形成新的湿地，成为良好的生态屏障。

可是，现在人要吃饭，要有物产，必须费尽脑筋从这片土地获得经济收益，如果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高起来，这些人不需要从这类土地获利，那就解决问题了。

政府的宏大规划和科学家们的良好愿景并不能说服那些深山里的百姓走出来，对于他们来说，丢掉土地，离开农村，到城市就业，几乎是天方夜谭。但是，变化也在悄然发生，在老县城的观音阁附近，县城搬迁留下的旧房子里，已经住满了从山里搬出来的农民，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镇上在观音阁建了一座希望小学，这个明朗、方便的小学校吸引了600多孩子来读书，为了陪伴孙子、孙女读书，这些年迈的老人大部分都义无反顾地放弃了他们视之为生命的土地。

“我们活不了几年了，3个孙子将来一定要出去。”66岁的王记兴说，在山里孩子上学要走两个多小时山路，来这里方便多了，那点地跟孙子们的学业比起来，不算什么，他刚刚从深山里的三坪村搬来这里。

镇上的小学、中学成了吸引人们走出深山、放弃耕作最大的现实动力，这样的状况在每个新建的乡镇几乎相类。这是记者在库区各地的采访中，唯一感到欣慰的一个细节。也许，巨型的水利工程牺牲的是这一代早已习惯了困苦生活的库区人，当他们的下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才能够走出这片早已不适宜生存的土地。 (本文来源：南风窗 )

name tag

picasaweb新增加（好像有段时间了）的name tag功能，也就是人面识别技术，把相册里的所有人面全部识别出来，然后给每个人做个tag，很好玩啊。

作为号称“不作恶”的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的搜索引擎google的中国的子公司谷歌，面对这些天来他在中国的竞争对手百度竞价排名广告的丑闻风波，我想他心情一定很复杂。也许很多人认为谷歌一定在后面偷偷乐，虽然这次风波不一定能扭转他在市场占有率的竞争中劣势，但是至少能从侧面显示他的道德制高点，因此配合这次事件，谷歌也在他的黑板报上表明了自己公正性的立场。不过谷歌一定不想让事件进一步扩大，因为谷歌似乎也并不干净。

如果你在谷歌上搜索“神经衰弱”，会看到在正栏上方有三个赞助链接，分别链接到三家“医疗机构”，其中有两家“军医院”，很遗憾，在这三家“医疗机构”的网站都没有看到明显的医疗许可证标志。

事实上，这次百度风波的有两个焦点，一个是竞价排名的合理性，一个是虚假广告。竞价排名作为一种商业模式，也许有人鄙视，但似乎并不违法。而虚假广告，毫无疑问，是情理不容的，对于谷歌也一样。这次百度风波只不过揭示了中国互联网混乱的广告市场的冰山一角而已。在利益面前和恶劣的竞争环境中，很难有哪家公司能独善其身吧。

利益的驱使、过度的竞争和无力的监管等中国市场的特色，使得网络虚假广告一定不会因为百度风波而消失，一段时间以后，相信这些广告一定会悄悄的爬上来。

风中飘荡

一个人要行多少路，才能被称为男人
白鸽要飞越多少海洋，才能在沙滩安眠
炮弹要飞过多少次，才能永远的消失
一座山要存在多少年，才能成为沧海
人们要经受多少年，才能获得自由
一个人要回眸多少次，才能佯装不见
一个人要抬头多少次，才能看到蓝天
一个人要倾听多少回，才能耳闻呼喊
生命要消亡多少次，才能唤得真知